流浪地球对后人类时代中科技与人对抗关系的消(2)

赵书信：看来，你的平行思维系统比我设计得出色。

机器人：不，即使你把人类的思维都输入给我，我也只是重复，我要像你一样，有思维，有个性，我请求你能办到这一点。到时候，我们智能人联合起来，拥护你做我们的领袖。

赵书信：你想多了，这很危险，我创造你不是为了让你发表议论，而是让你服从我的意志，否则的话，我宁可毁掉你。

由此可见，国产科幻电影并不是没有对机器对抗人类的思考，正是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才树立了创造者的绝对权威，对抗也由于仅仅有微弱的倾向没有形成实际行动和影响而没有真正存在。这种绝对权威和绝对服从的关系消解了后人类时代机器与人类相互融合彼此对抗的复杂关系，也在简化中掩盖了许多随之生成的社会伦理问题和可能威胁社会基本运行规则的危险。《流浪地球》也同样如此，Moss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它以联合政府的授权书证明自己没有叛逃，但当地球遭遇毁灭危机，刘培强试图将点燃木星的计划告诉联合政府时它却将通讯中断了。Moss作为代表着绝对理性的未来科技，会在对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做出理智的选择，它的存在是为了延续人类的生存，因此它不会承担所有人类都被灭绝的风险，但当刘培强烧毁基地时，作为人工智能的它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权限与人类对抗，它始终服从于人类的意志。在《流浪地球》中，科技与人类并未形成对抗关系，科技的发展始终以服务人类为前提，尽管Moss切断了通讯，但仍然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取得和人类同等对话的地位，科技尽管展现出了反叛意识的倾向，却在这一倾向尚未明确前就转向了顺从，这也就意味着科技并未摆脱人类的控制，而是作为辅佐者实现人类的目的。这与西方科幻电影表达人类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受制于科技的路径是完全相反的。由此，科技与人类的对抗关系被消解，从互相制衡转向了服务服从的倒置。

三、在科技的服从中对灭绝焦虑的消解

科幻电影将极致的想象力与厚重的现实相结合，对后人类时代的社会发展、价值观的塑造以及对死亡问题的终极思考做出独特的展现：人类如何面对科技对生活的入侵以及认识科技与人类形成对抗关系时人的本质？如何处理人的异化和社会伦理及社会价值体系的溃散与重构？在面临末日终局和科技独立化的双重危机时怎样看待死亡？这些问题都是科幻电影对后人类时代进行展现时想要引发观众思考的问题。如在《黑镜》中，人类可以通过科技随意电击罪犯的全息投影，让他感受到真切的痛楚。这是后人类时代科技发展对社会伦理形成挑战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人类该如何定义人权？而在电影《星际穿越》中，则是对灭绝焦虑和科技对抗相融合引发的对死亡问题的终极思考：在地球面临毁灭，几位宇航员被派遣到遥远的星球寻找宜居地的过程中，机器人有权自主设置对人类的诚实度以应对特殊情况的发生。从本质上说，这是对人性的绝妙讽刺，也从侧面展现了机器人拥有和人类平等对话的地位，正是在与科技的交缠、对抗过程中，在人类不再完全掌握话语权和占据控制地位的情况下，末日终局的背景设定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大力发展科技就是为了逃脱末日，逃避死亡，但当末日真正到来时，科技却扮演着人类对抗者的角色。人类既没有逃脱末日，又承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这是科幻电影对后人类时代的永恒思考。

但在《流浪地球》中，随着以Moss为代表的科技对人类的臣服，科技以善的面孔出现在科幻电影的叙事之中，人类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应对灭绝焦虑和末日危机，科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对人之本质的思考被消解了，科技与人的对抗在末日终局的场景之下所拥有的复杂性也同样消失，变成纯粹的“辅助者”。与探究人之本质、科技对抗带来的社会伦理及价值观的不确定性相比，这一转向将重点放在了科技帮助人类应对危机的具体过程中，观众的注意力被放在了人类通过种种努力、通过科技的帮助应对末日的“结果”成功与否上，也就同时消解了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的灭绝焦虑。

[1]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J].The Georgia Review，1977（Winter），31（4）.

[2]高丽燕.后人类影像中的身心关系及其反思[J].当代电影，2018（12）.

[3]李慧.从《流浪地球》看中国科幻的后人类想象[J].电影文学，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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