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是说教者而是艺术品的制作者(2)

周明全：你的作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你五年的从警经历，能谈谈这几年的警察生活对你人生的影响吗？放弃做警察，就是为了写小说吗？

阿乙：我写作的材料，我写作的灵感，都是在那时候找到的。那时候的生活特别有质感，这就像看电影，比如你去看美国西部片就会发现特别有质感，而你去看都市白领片的时候就找不到。这种质感就像一个男人，他留着胡子，带着猎枪，他是独眼龙等等。而像《杜拉拉升职记》那样大家穿着一样的白裙子搭着一样的电梯，我觉得那样是没有质感的。在乡村派出所当警察，你能回忆起质感。我在大街上看见一头驴、一匹马，都会觉得很好玩。但我回忆郑州晚报的时候只能感觉到无聊。大家都是一个工位一部电脑，每天蹲在厕所里玩手机。

放弃做警察，是因为我想往大地方跑。去做体育编辑。做体育编辑，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从小就比较喜欢体育。我爸爸是一个乡镇的药店经理，那个时候我常去给他们到邮电所领报纸、领杂志，因为我爸爸的那个单位定了一份叫《新体育》的杂志，我从小就喜欢看那里面的图片，所以长大以后就很想做体育记者。

周明全：做文学批评以来，我发现，很多成名的作家，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占有题材上的优势，你从警的经历，是否可以理解为，你是占了这个题材优势的？没有从警经历的人，对很多细节是很难想象和还原的，而你，在细节上，处理得甚是到位，让人震撼。不知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阿乙：武当派。明教。少林寺。各种门派，各有功夫。警察和医生其实是有先天优势的，因为社会上的罪孽、委屈、不幸往往容易集中到他们面前。教师，他面对一百个学生，罪犯率是4%，或者5%，而警察面对的是80%。来到警察面前的，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行凶人。而戏剧里面的冲突，所谓冲突，没有比在警局更集中的。我经历过这里，所以比别人有优势，但是我经历得不长。很遗憾。

周明全：你的小说，大多都是直接面对一些普通人的生和死的叙事，为何会选择反复以这样的题材进行创作？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和阅历的积累，以后会考虑选择其他的创作元素吗？

阿乙：我还是一个初级作者。故乐于写生死。像小厨子容易多放味精。听说门罗是善于写小事，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功底。我暂时还没有。就像有人写东西喜欢加感叹号，我写小说容易见血。主人公少有不死的。我认识到了。几乎是恶习。我写的事情也比较惨。我一直的态度是：我觉得一个作者不一定要成为正义的作者，不一定要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作家并不是说教的执行者，而应该是一个艺术品的制造者。

我以后会写温暖的作品。我说的温暖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温暖。很多人告诉我说可以写一些温暖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建议很好，但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想清楚一个问题。写作是有阶梯性的，第一层是自我欺骗，有的人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世界本来的面目，就说这个世界很美好，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第二层则可以直面一些黑暗的东西。当我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不可能回头写一些自我欺骗、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我说的温暖是再往前进一步的温暖。就像加缪写的西西弗斯，不断把石头推上去，石头还是会滚下来，这是在极度荒谬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我选择的温暖，是在废墟上建造一个太阳而不是虚构一个太阳。

周明全：我在一篇写你的评论中写到：阿乙的首部小说集《灰故事》，基本奠定了阿乙整个创作的基调和色彩——“灰”。“灰”在色调中是相对光鲜而言的；在汉语释意，“灰”可理解为志气消沉、失望。在阿乙的小说中，“灰”可做如下理解：即包含他所关注的题材的“灰”，也包括他小说叙述上的姿态、语调和色彩。当然，似乎也蕴含着阿乙自己早年生活的灰暗与挣扎。不知道我当时的理解对不对？

阿乙：你说的很对。我有很长时间对生活和世界并不信任。我的爱情很不顺利，我几乎是用尽青壮年的时光，才让自己得到自己想要的，就是当一名城里的作家——哈哈。我人生最健康最有劲的时候，是21岁，从省城毕业，被直接发配到村里当村警了。一段柏油路都没有。我还曾暗恋一位女子多年。是我第一次爱一个人。我为她写了很多文字。

二、“我喜欢书，随身带本书很有安全感”

周明全：据北京一些朋友说，你是圈子中最勤奋的作家之一了，即便在饭局，也趁别人闲聊时，拿出数来安静地阅读，能否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书是那些？它们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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