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是说教者而是艺术品的制作者(3)

阿乙：我其实也只是在那些时间看书，比如饭局、地铁、厕所，有时候开会也看。其余时间我很少静坐下来看书。我喜欢书，随身带本书很有安全感。我出门有几样东西自己会记得拿，没拿会别扭一天，钥匙、手机、钱包、书。有时候带了一本新书很烂，我会想办法从别人手里搞一本过来，或者在路上买一本别的书。开始还有朋友开玩笑说我装逼，后来可能是我装得多了，大家也就习惯了。

我开始认真读书，是在26岁，有个叫曲飞的朋友，调戏我说我一生肯定没读过20本书，我不服气，就跟他数，后来发现确实没读完过20本书。我还和他说《读者文摘》合订本算不算，他就耻笑我。后来我就发愤读书，才发现书真是好东西。我会问别人你读过最好的小说是什么，然后就回去找来看。

周明全：你曾经说，加缪、卡夫卡、昆德拉还有余华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能具体谈谈他们几位对你产生哪些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那些作品中吗？

阿乙：我迷信很多作家，我吸收他们很多营养，我是开放的，摊开身躯，让他们进入。然后他们的精子和我的卵子结合，生产出我自己的孩子。我先后迷恋过博尔赫斯、巴里科、余华、加缪、海明威、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是加缪和卡夫卡，语言上最重要的是海明威。我一直试图推翻他们对我的影响，但是成功推翻的只有博尔赫斯、巴里科、村上。我意识到他们终究不是我道路之上的导师。我对每个作家的态度都是一样，就是尽量吸收他们的营养，发现他们的漏洞，前者是为了自己富有，后者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毫无超越可能性的人。

加缪的《局外人》 改变了我的眼睛。在我以为看到冷漠、孤独是错误的时，它忽然用默尔索告诉我，世界本来如此。当时我陷入了一个生活陷阱，就是很多年我都害怕爷爷死掉，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在葬礼上哭。后来爷爷不可避免地死掉了，我果然不知道怎么生产泪水。我如果哭，就是虚情假意，如果不哭，就是忤逆不孝。我当时是用臂弯包着脑袋的。《西西弗的神话》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告诉，加缪告诉我人注定要受什么惩罚。多年后重读，竟然发现这本书是有力量的，是要敦促人们去寻找自己的神性。当日读《鼠疫》也毛糙，竟觉加缪这么清醒的人怎么能写心灵鸡汤呢？后来经了些世事，知道自己当日是为了“不负责任”而蓄意误读。现在我30多岁了，还在接受这个人20多岁时的教诲。

加缪是从殖民地回到法国本土的，这种迁徙对作家本人估计是个刺激。四十来岁时，加缪死于车祸，荒谬伤害了他，他没有呼吸，不能再去做自我选择了。

我很奇怪，我从来没有在卡夫卡的文字里读到一丝暖光。他的文字、照片、生活，统统是灰色的，好像傍晚时候的光，好像版画。据说有些人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我全方位地喜欢这个文学圣徒，这个人创作了太多只可意会的东西，来将人间表述为坚硬的地狱，使人感知到自己的被挤压。《变形记》和《城堡》大约如此，我总是想苹果砸向了虫子的躯体，一个坑，陷在那里。人异化了，痛苦和孤独像大雨清洗过的玻璃窗，分外清晰。

残雪据说和卡夫卡有着渊源，可是我却看不出来。

卡夫卡的生命孤独，从保险公司下班后就回家写作，热爱幸福却是终生鳏寡孤独。要是上天真给他一个好老婆，他就算完了。

上天最后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好老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也基本完蛋了。我只读过他的《罪与罚》，很吃惊一个人能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写的那么长，骨架是一个青年杀了放高利贷的婆婆，然后躲避、逃亡、自首。剩下的全部是心理，而且那心理永不重复，这是不可想象的难度。我就想这又和写作者本身的经验有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死刑现场意外活下来的，据说他的爹爹被佃农捏碎了睾丸。

上次与朋友探讨取向问题，发现我特别尊重那种生活经验激烈的作者，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如此。博尔赫斯正好是对立面，这个阿根廷人除了后来眼睛瞎了外，一直没什么波荡。一个坐在图书馆的幸福人似乎也只能编编故事。

在我意识到阅读和写作是要探讨“为什么活”“如何活”这个问题时，我对博尔赫斯的迷恋便迅速消退。博尔赫斯只能算是我从事编辑工作的一个参考书，如果一个稿件很平淡，我会尝试用他的套路去弄得神奇一些。我喜欢《小径分岔的花园》和《恶棍列传》，我热爱聪明，但一直要告诫自己，聪明不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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